影子舞蹈（1979年2月15日）_乔西·威尔斯
人，我什么时候才会变成能在梅菲尔饭店喝酒的白人。操他血逼的，一个人气得我说粗话的时候尤其可憎。只有无知的蠢货才骂人。
那天晚上大爱医生也打电话给我，我对他说，我从1966年就不停向别人证明这个证明那个，现在我受够了，要是麦德林真觉得这是预科学校，非得一场一场测试下去，那他们就继续用巴哈马的那帮屁眼小子吧。但就在这时候，用拉斯塔的话来说：另一个道理砸在我脑袋上。假如歌手真的成为烈士，无疑会变成一个大问题，但那是他们的问题，并不是我的问题。彼得·纳萨尔会忙着自欺欺人，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传奇人物，因此就不会有时间用屁话来烦我了，因为实话实说，他和我都知道，我早就过了政客说跳我问多高的时候。现在政客说跳，我女人会说他这会儿没法听电话，不如你留个言吧。说到蠢，你朝一个人的脑袋开枪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难道不会报复吗？连罗爸爸都没那么蠢。
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大脑琢磨这个新道理。1976年12月8日，新闻出来了，他和其他人都活了下来。医院里和他身边的巴比伦太多，那次我带上了托尼·帕瓦罗蒂，因为哭包不具备这种场合需要的技能。医生在急诊室救治他，然后送他回家。只有经纪人还在医院里，干掉他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于是我和帕瓦罗蒂开车去希望路56号，以为会看见警察。假如你需要的只是一枪，那么警察再多也没有用处。另外，我打个电话，他们不到六十秒就会走掉。但56号已经仿佛鬼城。车道空荡荡的，所有窗口都黑着灯。连一个警察都没有。我哈哈一笑，帕瓦罗蒂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提问。另一方面，彼得·纳萨尔犯蠢犯得像在演一个人能犯多少错的电视节目。这个狗屎白人留了个该死的口信，让我女人转告我，假如贤者登上舞台，创造历史篇章，他会非常生气。我一辈子也没听过几次托尼·帕瓦罗蒂大笑，我朗读字条的时候算是一次。我女人不知道他血逼的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于是把我们两个留在客厅里。托尼·帕瓦罗蒂在房间里，我有点害怕接上哭包是个错误，我派哭包去收拾我们留下的残局。他没有亲自动手，只是打电话给几个拉斯塔教徒，语气像是永远提心吊胆的小姑娘。更糟糕的是他用的是我的电话。我也打了个电话。
——鸟儿飞到哪儿去了？
——同胞，打给我干什么？
——我不喜欢重复问题。
——他跑了。他们把经纪人留在医院，带他去了白人山。
——警察？
——一个警察在车里陪他，还有几个留在那儿。整个山头都是十二支派的人在巡逻。有个白小子——
——白小子？
——带相机的白小子。谁也不知道他是从那儿冒出来的，但他说他是电影摄制组的。总而言之，我说完了。
——不，你还没有说完，警督。
——咱的小曲儿唱完了。
——不，小雀儿你才刚开始。
——今晚连耶稣都上不了那个山头。
——演唱会怎么说？
——进出全程都有警察护送。
——第二天呢？
——我不知道。
——说吧，逼眼儿。
——第二天他就飞走了。他们给他安排了私人喷气机。
——什么时候？
——五点半还是六点。
——早上还是下午？
——你以为呢？
——去哪儿？
——没有人知道。
——飞机就那么起飞，谁也不知道它去哪儿？老大，你又把贫民窟的人当傻瓜了？
——先生，我说没有人知道。连警察局长都不知道。他甚至不知道歌手打算飞走。
——这是最高机密？
——比女皇的内裤颜色还机密。我们之所以知道，只是我们在车上陪他们的人假装睡觉，偷听他们交谈。他的白人经纪人说演唱会一结束就立刻回山上——
——所以已经敲定了？他还是要开演唱会？
——不，现在什么都没敲定。他们只是在安排事情以防万一。总而言之，经纪人说演唱会一结束，他就安排飞机在机场等他，但时间很早，比机场开门都早。
——诺曼·曼利机场还是庭森朋机场？
——曼利。
——国际航线。
——你可以用无线电联系山上的警察。
——对，哥们儿，但我为什么要——
——用无线电联系你在山上的警察。立刻。
清晨六点，机场像是牛仔电影的第一卷胶片。只缺少呼呼风声和风滚草。粉色的天空。我和托尼·帕瓦罗蒂守在通往送别廊道的楼梯上。有人异想天开，把墙壁做成棋盘图案，开口恰好能让步枪的枪管穿过去。棋盘图案的影子让我们居于暗处。帕瓦罗蒂动个不停，但不是为了寻找合适的角度。飞机已经停在跑道上等人了。帕瓦罗蒂很安静，右手勾住扳机，左眼盯着瞄准镜。
两辆吉普车懒洋洋地守在跑道尽头，牙买加国防军，吉普车后有四五个士兵，其中两个拿着望远镜。看见他们，我就立刻摸上了送别廊道。见到士兵监控现场，我想到歌手正在下白人山。他醒来发现身边没有警察，脸上的表情肯定很精彩。他多半派了两三个拉斯塔同胞打先锋，看道路是否安全，因此他和他的左右手只能独自下山，但没有士兵端着望远镜保护他。关于警察，有一两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：第一，给某个银行户头或屁股口袋里塞点钱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；第二，警察都很廉价。但士兵就很难说了。他们远远地站在那儿监控现场，但有可能只是在等人。不知道飞行员是不是在等他们过去。
——确保在士兵过来之前干掉他。
帕瓦罗蒂点点头。
六点零二分。除了太阳，所有人都在等歌手。我有一瞬间觉得我在等游行队伍，就像每年十一月电视都要播放的肯尼迪在达拉斯的新闻片段。所有人都在等歌手。不止是我，不止是士兵，不止是托尼·帕瓦罗蒂和飞机，还有彼得·纳赛尔、大爱医生和某个电话号码另一头的麦德林集团，我从不亲自打这个号码。这时我开始琢磨。所有人都在等待他的下一步还是我的下一步？这一集电视剧里谁是真正的跳舞猴子？等着看下一步的是什么人？假如别人说跳而你跳得很高，他们是会不再叫你跳还是会永远鄙视你？因为你没有表现得像个男人，说去你妈的，我们恶棍不为任何人跳。向人证明自己的麻烦在于，他们不会放过你，而是会不停地让你证明其他东西，题目还一道比一道难。各种各样的狗屁事情，直到变成电视喜剧。或者仅仅一个笑话。
托尼·帕瓦罗蒂拍拍我的肩膀。他来了。他和另一个拉斯塔走向飞机。停机坪上静悄悄的，只有他们踢起的尘土在飘动。他们边走边东张西望，走得很慢，走走停停。歌手望向飞机，左右扫视，另一个拉斯塔倒退着走，确保背后没有异常情况。两人看见军队的吉普车，停下脚步。歌手看看吉普车，看看飞机。没有人动弹。托尼·帕瓦罗蒂跟着两人的脚步转动枪口。他的手指包住扳机。歌手望着士兵，对另一个拉斯塔说了些什么。他们继续向前走，但走得更慢了，最后在飞机前停下。也许他们在等什么人下飞机。我记得托尼·帕瓦罗蒂不需要给他下命令。我听见咔嗒一声。
——停下。
帕瓦罗蒂看一眼我，望着跑向飞机的两个人。
——算了。
他们跑上飞机，自己动手关舱门。
第二天我